用情 用力 用心 用功 ——电视理论片《再赶考·新担当》创作与思考

今年4月份监测结果表明，全市141条段黑臭水体中，经治理变为非黑臭水体67段，与上月比增加4段，长度减少6.6公里。

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往往不能兼顾经济发展和低碳两方面的需求，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促进碳减排和促进发展方面的多种作用。不过对于试点中的碳排放权交易，马爱民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

据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介绍，碳排放权交易在上述试点中覆盖了来自于电力、钢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化工、民航等多个领域的2000多家企业 ，进展较好。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加快低碳转型是各国共同而紧迫的任务。2015年6月，中国在向联合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一环。马爱民表示，低碳政策制定中，不仅要给企业压力，也要为企业提供采取措施的动力。

在实施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框架下，国家要确定排放的总量，再对企业分配排放的配额，因此碳排放的减排是相对确定的，而企业也可以通过购买配额来实现减排义务的灵活性。到2017年5月，上述试点地区累计成交配额将近1.6亿吨，成交额37亿元。这就意味着，除了排放标准和总量指标的法定硬要求之外，凡是载入排污许可证的排放限制要求和管理要求，都具有法律效力，企业必须执行。

按照当地多家媒体的报道，这是拉开了上海史上最严的排污准入机制的序幕。目前上海PM2.5的年均浓度虽然比北方重点地区要低，但不可否认，上海有着更为有利的地理和气象条件，大气污染物扩散起来较快。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排放污染物。上海市的总量减排改革，其核心是建立起企事业单位的总量减排制度，基本思路是以现有固定源以达标前提下的上年度实际排放量为基础，根据当地政府确定的年度减排目标，核定首年度和分年度的许可排放量。

地方环保部门可以根据实际的环境管理需要，与企业协商更为严格的排放要求，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以严于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来排放污染物，或者双方对尚未纳入标准管理的污染物进行排放约定。可是，上海市的环保人很快迎来了一盆冷水2015年第一季度的情况不容乐观，比起2014年同期，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

于是上海就被调度提醒了，但是在当地一些特别重视环保工作的政府官员的眼里，这相当于是被约谈了。2014年，环保部与上海市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到2017年，PM2.5的年均浓度要比2013年下降20%。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见长，环保局就要给个说法。另外，为了实现排污许可的一证式综合管理，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将企业入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权限划归给了环保部门。

除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之外，作为PM2.5重要前体物的挥发性有机物也纳入了总量管理，在此基础上推动各排污企业新建和改造污染治理设施及监测设施。在推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于2016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创新。也开始改革总量减排制度，出台《上海市主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开始尝试着用加严许可要求的方法控制重点企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相关的地方立法和标准制定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并通过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探索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的改革途径。

在地方的排污许可证探索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上海市迎来了国家版许可证的换发。这时候，上海市大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浓度分别比2013年下降37.5％、10.4％、28.0％和27.4%。

因此，在重新按照技术规范审核企业的申报材料以及制作新许可证的过程中，一方面，上海市需要根据国家版的许可证要求重新梳理企业产排污和治理环节，收集必要信息。根据条例，排污许可证应当载明允许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总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以及相关环境管理要求等内容。

他们反复找原因，更是快马加鞭的推动地方环保制度的改革。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膨胀，上海市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与民众的期待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污染治理的任务依然紧迫。据上海市环保局总量控制处副处长沈亦龙介绍，该条例明确赋予排污许可证的载明要求以法律约束力。2016年，上海修订了地方的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了《十三五期间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放企业总量控制方案》《固定污染源重点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定规则》等文件，制定并发布了上海市燃煤电厂的地方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比国家标准大为减少，同时达标判定的要求比国家的要求更高，监测要求也进一步细化。全年优良天数占比75.4%，已经超额完成了气十条的阶段性任务。对于按照企业实际排放量按比例削减分配总量减排任务的做法，该工程师表示，确实有些鞭打快牛的效果，会导致做得好得企业，以及较早开始上措施减排的企业吃一些亏。

国家版的许可证改革是一项固定污染源基础制度的改革，基于此，新版的排污许可证对产污、治污、排污实施全过程的管理，对与污染物相关的生产设施的管理要求特别细致。市领导也这样要求环保局你不要给我说减了多少的大数字，我就看PM2.5的浓度是升高了还是下降了，居民的投诉电话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刚开始的时候，地方在许可证中自行监测的要求上也还存在一些疑惑，但是随着自行监测指南等文件的出台，相关问题逐渐得到了明确和厘清。该工程师说，前几年，上海市的总量减排任务圆满完成了，但是大家并没有看到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

但是由于减排压力确实巨大，在环境质量改善的死命令和急迫要求面前，这样的超常规手段确实显得迫不得已，而且也得到了上海市内纳入主要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的重点企业的理解和配合。这时候，环保部已经建立了环境预警制度，每季度调度一次，对环境质量呈现下降趋势的省及时提醒。

而上海之所以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严控排放，大幅收紧地方的排放标准，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改革推进，换发国家版排污许可证2017年6月5日，第一张国家版排污许可证的发证仪式上，当地媒体发现，新版的火电厂排污许可证中，还创新增设了对石膏雨和有色烟羽的技术要求，不仅要管住浓度、总量这些结果，还注重过程管理，将原辅材料的控制要求、污染防治设施（含自动监测设施）的主要操作规程，以及环评规定的其他要求等列入了管理要求。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打通，因此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另一方面，还需要把特殊的地方排放标准和多于国家要求的环境管理要求写入新版许可证，在表单中找到合适的位置，设定合适的格式填写下来，录入国家统一的许可证信息平台。

质量反弹，污染治理快马加鞭当2015年初气十条迎来第一年的盘点时，上海市在重点区域中率先完成了2014年度的考核目标从清华校长，到环保部长，再到北京市长，不到三年时间，陈吉宁完成了身份的三次跨越。

一方面，排放标准的提升标志着督查工作将更为严格，促使大型工业企业急需寻求去产能、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新途径。在陈市长的主导下，京津冀区域的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导读：近日，中央任命陈吉宁为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之职，充分说明了北京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此外，陈市长曾做过《环境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下的政府管理方式》、《水环境产业的市场化及其政府管理政策》、《市场化机制下给水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调控》等多项关于市场化的研究，特别注重企业市场化发展。

对于今年实现《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官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京津冀环保局工作的展开将会更快提上日程，环境治理工作将更为有效地落地，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领域。机遇三：京津冀地区排放标准不断提高、机遇和挑战并存在陈市长强势环保的思路下，京津冀控制污染排放将持续加码，排污许可证制度将加速推进。特别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烟气超低排放治理，VOCs监测处理、黑臭水体治理和工业污水处理等细分领域的市场空间巨大，有近3000亿市场空间待释放。

回国后，作为清华大学环境系系主任和E20环境平台前身中国水网共同组织多期水业高级战略沙龙，在第一期，就针对水业市场化模式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陈市长的就任也标志着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的迫切性。

此次，中央任命陈吉宁为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之职，充分说明了北京环保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不再重述陈市长对环境治理的卓越政绩，单从产业方面，谈谈陈吉宁由环保部长调任北京市长将会带来哪些动力和机遇。

另一方面，排放标准的提升将会推动环境产业服务进一步提升，对于深入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运营，推行清洁生产等工作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的相关企业受益很大。这样一个懂市场、会利用市场化的环保人任职北京市长，将会促使京津冀区域环保产业化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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